再如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，当时让大庆油田的医院剥离给地方，企业、地方政府都没积极性。当时油价高，企业效益好，养个医院不算什么，企业领导和职工看病也方便。但现在，价格产量双下跌，医院的职工又不能降薪，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就显现出来了。

评论家黄秋耘写了很多当时看来完全够右派资格的文章，林绍纲至今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《刺在哪里》，文辞严厉。但邵荃麟是黄秋耘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，对他知根知底，党组会上将他力保了下来，只做留党察看。

《空气卫士or健康杀手？“不，我只是一盆绿植”》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。在此次会议上，周恩来在北京代表小组会议中对北京市的卫生工作就曾提出建议：人民大会堂应设牌子，提醒大家不要把烟头、烟灰随便乱丢，有人丢在地毯上很危险。